• <menu id="wogq4"><tt id="wogq4"></tt></menu>
    <xmp id="wogq4">
    <menu id="wogq4"><menu id="wogq4"></menu></menu>
    <menu id="wogq4"></menu><menu id="wogq4"><menu id="wogq4"></menu></menu>
  • 主管: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主辦:中國出版協會年鑒工作委員會

    首頁>>理論與實踐

    暨第十三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
    ——中國年鑒三十五年奇跡史的重要動力 (創新與規范)

    點擊數:168312013-10-30 00:00:00 來源: 年鑒網

    內容提要: 本文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部分從年鑒編輯出版發行、年鑒學術理論研究、年鑒編纂質量檢查評比等方面簡述了年鑒事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國年鑒出現30多年奇跡發展史的主客觀原因。第三部分著重闡述了對年鑒創新與規范關系的看法。第四部分從年鑒隊伍建設,繼續加強年鑒規范建設和創新力度提出了對我國年鑒事業發展的期許。

    關鍵詞: 年鑒研究;年鑒創新;年鑒規范;年鑒史


    今天講這個題目,一是因為我國新時期的年鑒從1979年至今,已走過三十五年的歷程,很值得回顧。二是年鑒研究會(今稱中國版協年鑒工作委員會)明年要換屆了,我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自1996年至今已十七年,該換一換了;而且國家規定,擔任群眾團體負責人的年齡應在70歲以下,我已70有余,前年我把副會長的職務辭了,現在學術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也該退了,在退之前也需要回顧一下,給大家一個交代。三是多年來,有關創新與規范的問題一些同仁發表了多篇文章,有的認為應該先規范,后創新;有的認為規范與創新是對立統一的,兩者都應該抓;有的認為規范比創新更為重要,等等。一些同志多次催促我發表看法,以前想為便于爭鳴,我不忙發表意見,現在快全退了,我在此也發表一點看法,作為百家爭鳴中的一鳴。

    (一)

    早在1999年于長沙召開的第七屆全國學術年會上,我所作的主題報告《鑄造中國年鑒事業第二次輝煌》中,報告第一部分的標題即是“年鑒奇跡”。當時說:“世紀將終,回顧20世紀后期中國的年鑒事業,猶如百花苑圃中一支特別鮮艷的奇葩……早在清光緒五年(1879)中國就有《澳門年鑒》……以后整整一個世紀中,中國的年鑒時有時無,蕭條經營,即使歷史的車輪駛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基本面貌仍未根本上改觀,至1980年中國(未含臺灣和港、澳地區)僅有6種年鑒。1980年以后……中國的年鑒事業爆發式地發展起來,構成了中國年鑒發展史上第一次輝煌”,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斑@種輝煌景象在世界年鑒史上并不多見,在中國文化史上亦是很少見到的。在中國大地上所出現的這種‘年鑒奇跡’的文化現象,很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和研究”①。

    這個奇跡在1999年以后不但沒有停止,而且有更大的發展,直至現在201211月底。主要體現方面,我仍按1999年講的五個方面加以展開。

    1.截至201211月底,中國年鑒有3000多種。1979年至今,我國正式出版的年鑒種數大致如下:19791種,19806種,198114種,198228種,198446種,1986113種,1993640種,19991300多種,2003年約2000種,2008年約2500種②。20123000多種,是19791種的約3000倍,1999年約1300種的1倍多。自20002012年凈增1700多種,其增幅超過前20年。在1999年我講過:“毫無疑問,中國已躋身世界年鑒大國的行列”③。今天,我則要說:中國已是世界上數一或數二的年鑒大國(美國亦有州、縣、市年鑒,它一級政區有50州和1個特區,二級政區有3000多個縣和約18000個市④,出版年鑒的總數尚未掌握)。世界年鑒的中心曾隨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從英國轉到西歐,繼而轉到美國⑤,未來有可能向東亞、中國轉移。

    2.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百余次。包括全國年鑒學術年會13次,城市年鑒學術研討會22次,省級年鑒學術研討會13次,中央級企業年鑒學術研討會4次,地方專業年鑒學術研討會6次,地州縣(市、區)年鑒學術研討會13次,共計58次;還有大區、各省、各系統年鑒學術研討會,截至1999年即有30余次,2000年及以后又有40余次。各級學術研討會自1997年以后都實行了主題報告制度,使研討會質量有了基本保證,因而長盛不衰。而且,我們研討會學術活動做到制度化、常規化,如學委會學術活動“一、二、三”(指一年一次培訓班,二年一次學術年會,三年一次學術論著評獎)。感謝各位會長、各專業委員會主任及全體成員對學委會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謝中央各系統年鑒和全國各地年鑒對學委會工作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謝舉辦過全國學術年會的濟南、長沙、溫州、宜昌、蘇州、杭州、深圳等地年鑒對學委會工作的大力支持,使學委會的學術活動基本上能如期進行。1999年我當時統計是“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約50次”,那是前20年,20002012年僅10多年學術研討會則達70次以上,而且制度化、常規化。學術活動如此之多,且做到制度化、常規化的群眾性學術團體在中國并不多。

    公開發表的論文僅以《年鑒信息與研究》(含《年鑒工作與研究》,下同)和《年鑒論壇》發表的為準,約有3000篇。我們出版世界上唯一的年鑒學術性刊物《年鑒信息與研究》,2010年后出版世界唯一的年鑒學術性刊物《年鑒論壇》。前者共出版84期,其中1999年及以前出版29期(加1999年增刊),20002010年出版56期;《年鑒論壇》創辦于2010年,現是一年一期,共出3期。我們的刊物質量自1999年以后也有較為顯著的提高:例如,1999年及以前刊物上論文大多沒有引文出處,沒有內容提要,沒有關鍵詞等。從2000年開始重要文章注有了出處。2010年及以后基本上每篇論文注明了出處和參考文獻,附有內容提要、關鍵詞,實現了論文格式的規范化,與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接軌。更可喜的是我們的論文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氣象。在《年鑒論壇》創刊號的編后語中,講了本期論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刊有多篇很有水平和深度的論文,它們理論聯系實際,既有鮮明的論點,又有較為充分的論據和論述,且尊重知識產權,注明出處;有的論文頗有見地提出了問題,并開展了有相當深度的討論和爭論。這是我國年鑒理論研究的又一新氣象”⑥。開始我說的這些年關于創新與規范關系的討論和爭鳴,也說明了這一點。

    1999年我就說:“無疑,中國是當今世界年鑒界開展學術研討最為蓬勃的國家,亦是當前撰寫年鑒論文和文章最多的國家”⑦。這個“世界記錄”如果是從1999年算起,那么我今天在這里可以自豪地說:這個“世界記錄”我們中國已經連續保持了14年,而且至少近若干年內將繼續保持下來。

    3.開展一系列培訓、全書質量評比、編校質量檢查等活動。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年鑒培訓基地、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培訓基地,共舉辦10多期培訓班。2000年及以后,上海浦東培訓基地舉辦多期培訓班,學委會在北戴河等地舉辦培訓性質的研討班13期(其中在遼寧興城、山東威海、安徽黃山和銅陵各舉辦過一期),參加者愈來愈多,其中20128月在安徽銅陵召開的第13期培訓班人數達220多人。

    學術論著評獎原則上是三年評一次,1999年前評過兩次,一是1993年,一是1997年。以后,2001、2004、2008、2012年評了四次,總共評了六屆。學術論著的評比工作,從2001年開始實施了一整套規范化的做法:匿名評比、多輪醞釀、評委回避、差額推舉、多輪投票、進行公示等一系列做法。做到了那一個人的個人意志(包括主持這項工作的孫關龍在內)都支配不了評比工作的局面,由每位評委獨立自主地投票的票數決定評比的結果。而且,票決結果出來以后,包括公示過程中,除非發現得獎論著新問題,任何個人都要尊重評委的票決結果,不能任意改變。評比中,我們嚴格按學術規范辦事:發現有越界的論著,我們不評;發現有大量抄襲文字的論著,我們不評;發現不是公開發表的論著,我們不評;發現一稿兩投的論文,我們不評等。與會評委(學術委員會成員)工作上都是忘我的,他們歷屆都夜以繼日地工作,而且嚴格地按規定辦事,從不在會上為自己的論著爭獎,也沒有發現會下串聯為自己拉票的現象。在評獎工作中,都堅持質量第一,寧缺毋濫。我非常感謝、佩服他們的工作精神、工作態度。每屆評比基本上或總體上做到了公開、公平、公正。會不會有個別論著得獎的獎次欠妥,會不會有個別論著該得獎的沒有得或不該得獎的得了,我想是會有可能存在的。

    全書質量評比五年一次,繼1994、1999年兩屆質量評比,2004、2009年又進行兩屆評比。評獎標準、評比過程愈來愈規范。其中,參加第四屆(2009)年鑒質量評比的年鑒達280種,第二年在濟南進行的發獎大會兼第十二屆全國學術年會與會人員達320人,是年鑒研究會20多年歷史沒有過的。這兩屆評獎我都擔任專家復審組組長,我們專家復審組一致認為兩屆評獎做到了公平、公正。詳細情況過去我在有關論文中都有評述,今天時間關系不多講了。

    編校質量檢查評比工作始自1996年,當時為校對質量評比,檢查的內容是文字、數字用法、單位用法、標點符號4項。2002年向前進了一大步,開始與全國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接軌,考慮到年鑒界的實際情況,當時檢查內容從4項增至7項(增加事實性差錯、知識性差錯、政治性差錯3項)⑧。2005年及以后,則把檢查內容擴至10項(增加詞語、語法、版面格式3項),檢查內容與全國編校質量檢查評比全面接軌?,F在我們年鑒編校質量檢查評比與全國編校質量檢查評比的唯一差距,是檢查字數為4萬字,比不上全國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是10萬字以上或全書。因為我們的評委不可能是脫產的。編校質量檢查評比工作,我們學委會也從年鑒界的實際情況出發,摸索出了一套規范化做法:每年隨機抽定檢查評比頁碼,年鑒編輯部自查與專家檢查相結合,專家檢查與專家組討論相結合,專家組意見與年鑒編輯部核查、申辯相結合,最后由專家委員會裁定、專家復查組核審,檢查評比結果公示等。我們還從年鑒界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了“嚴查寬計”的原則:凡沒有定論的用法,國家也沒有標準的,即使與《辭?!贰冬F代漢語詞典》用法不完全一致,則不計錯;一些年鑒未用現代漢語書面語表述,用了方言、口頭語、拗口的古文等,只要沒有語法性、語詞性差錯,暫不計錯;“計錯不計好”,是錯一定要“計”,用法沒有什么差錯,但可以改為用更好的、更貼切的,則不計錯等。10多年來,我們的編校質量檢查評比一直堅持“在質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直堅持四個一視同仁:對過去編校質量好的年鑒與過去編校質量較差的年鑒一視同仁,對年鑒研究會負責人單位年鑒與一般單位年鑒一視同仁,對與會專家單位年鑒與其他單位年鑒一視同仁,對是會員單位年鑒與不是會員單位年鑒一視同仁等。由于編校質量檢查評比工作的公開、公平、公正,每年參加(都是各年鑒自愿參加)的年鑒愈來愈多。這里要說明一點,過去10多屆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會員單位是不交費的,是會員單位免費享受的一項權利,那時專家的報酬很少,只有每次與會的100元車馬費,不到會的還沒有,費用是來自把各單位送來參評的年鑒低折扣賣給書店或書商所得的一點款項。這兩年,專家的報酬不能那么少了,書店或書商也不再收購參評的年鑒,所以會員單位參評也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了(比非會員單位低)。這里我還要說一句話,全國省級及其以上群眾團體上萬個,像年鑒研究會這樣連續舉辦10多屆編校質量檢查評比、不松懈地抓質量的團體,似不多見。

    4.更可貴的是中國年鑒的發展在數量增加的同時,質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主要表現:

    ① 內容特色前進一大步。中國年鑒初步改變了框架欄目愈來愈刻板,內容愈來愈單調,“千鑒一面”的情況。不少年鑒(包括省級年鑒,相當數量的城市年鑒和中央級年鑒,部分市區縣年鑒、中央企業年鑒和地方專業年鑒)早已不是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面貌了,它們遵照科學發展觀,緊緊地圍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與時俱進,常編常新,不斷地拓寬反映社會現實的廣度和深度,內容豐富,時代特色、地方特色或專業特色、年度特色、個性特色大大增強。

    ② 規范化有很大改進?,F有相當一批年鑒,約稿方面有一套規定和要求,條目編寫有一套體例和規定,條目審稿有一套規范,索引的編制有一系列的要求,編輯部工作也有一套條例等,遠比10多年前詳盡、規范。我收到好幾部這方面匯編本,看了很受啟發,觸發我在《年鑒論壇》第三輯上開辦一個專欄“年鑒欄目推薦”,在編者按語中說:“這是本輯新開辟的欄目,歡迎每一位年鑒人為本刊推薦好欄目、好條目、好專文、好圖照、好規范、好點子……”,“本刊主編在此向中國年鑒界推薦一篇文字優美、氣勢磅礴、資料實在、富有見地的卷首語……”⑨。

    不少年鑒條目按年鑒體(辭書體在年鑒中的應用)進行規范,內容簡明扼要、實用性強;標題簡短明了、確切醒目,都已不是10多年前的面貌了。不少年鑒總結式的文體、文秘化的寫法基本上見不到了。

    ③ 編校質量有了相當顯著的提高。

    ④ 裝幀設計、索引等都有很大改觀?,F不少年鑒裝幀美觀大方、構思新穎、圖像清晰、凸顯個性,全彩印刷,這在10多年是不敢想像的。實際上,作為工具書的年鑒既要美觀大方,又要樸實好用,即物美價廉,不一定全彩印刷。索引在10多年前對年鑒界而言是要不要做的問題,現在相當數量的年鑒仍存在這個問題,但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如何做好索引問題的探索上了。

    ⑤ 一批精品年鑒正在產生。例如地方年鑒中4次都獲中國年鑒特等獎的《廣東年鑒》《廣西年鑒》《杭州年鑒》《武漢年鑒》《武進年鑒》;后3次連續獲中國年鑒特等獎的《廣州年鑒》《大連年鑒》《西安年鑒》。中央級年鑒中后3次連續獲中國年鑒特等獎的《中國輕工業年鑒》《中國農業年鑒》等。

    5.涌現一大批為中國年鑒事業作出貢獻的優秀人才。無論是中央級年鑒系統,還是地方年鑒系統,都有這樣一批人才。1999年我也是這樣講的,并說:“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尚丁、劉火子、方厚樞、陳汝鼎等一批老同志為中國年鑒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我還要補充說:例如,我們原常務副會長許進錄,為這10多年中國年鑒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又如,早逝的蘇伯華為中國年鑒學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再如,已達古稀之年的馬惠平、陳仁禮,花甲之年的劉菊蘭、張建明等,從退休至今一直孜孜不倦地在為中國年鑒事業作貢獻。

    (二)

    中國年鑒30多年奇跡般的發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我認為是主客觀多方面原因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

    1.離不開改革開放、經濟蓬勃發展的大環境。我多次說過,年鑒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農業社會需要歷書,工業社會需要年鑒。1978年前的中國,年鑒事業發展不起來,最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處于農業社會、工業不發達。即使是19501978年也是這樣,那時列強封鎖我們,不可能改革開放,什么都強調保密,怎么可能有年鑒的大發展?改革開放了,需要與外界交流;工業發展了,社會的快速發展,需要快速查檢的工具書——年鑒。中國年鑒發展是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完全同步的。

    2.離不開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中國是一個富有行政化色彩的國家,行政的力量在中國比國外包括發達國家在內要強勢得多、有效得多,能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這對大經濟、大科學、大文化的今天的發展是有益的。當然,也要防止過于強勢,不適當或不適時的強勢。

    如果沒有1979年鄧小平對《中國百科年鑒》所作的“編輯出版年鑒,很有必要,這是國家的需要,四化建設的需要”的指示,中國年鑒發展很難有爆發式的發展,很難出現發展奇跡;如果沒有各級政府、各個企事業單位領導的支持,中國年鑒發展也很難有爆發式的發展,也很難出現發展奇跡。中國年鑒發展還有一個國外年鑒界幾乎沒有的現象,即隨地方志事業的發展而發展。上世紀80、90年代,地方志機構編鑒很大一個原因是為了保存機構、保留人才,那么到了新世紀,尤其是2006年《地方志工作條例》的頒布,大大促進了原來沒有辦鑒的縣、市、區的辦鑒積極性。中國現公開出版的3000多種,其中2000多種是在各級地方志系統。所以,我們年鑒界回顧30多年歷程時,要感謝各級領導的支持,包括感謝各級地方志系統領導對年鑒的支持。

    3.離不開中國年鑒界對創新的重視?!皠撔隆币辉~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o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提出,在1939、1942年出版的著作中形成系統理論。該理論對世界經濟學界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及其以后凸顯。1995526日第二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江澤民把“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以后胡錦濤又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2001年中國版協年鑒研究會成立,研究會提出中國年鑒要走“創新之路”。據許家康考證,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廣東年鑒》張柏鑒在《進取·求實·開拓創新·精心經營——〈廣東年鑒〉創刊五周年的實踐與思考》一文中,已提出“創新”一詞。據陽曉儒統計,“從1992年到1999年有9篇文章探討年鑒的創新問題”。1999年葉寶根給第七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長沙)提交論述“創新”的專題論文——《創新是年鑒發展的生命與動力》……也就是說,早在中國版協年鑒研究會于2001年提出走“創新之路”之前的10年,在黨中央還沒有把“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之前,我們年鑒的同仁已富有卓見地提出了中國年鑒創新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版協年鑒研究會于2001年提出走“創新之路”之前,年鑒界的一批同仁已寫出一批論文探討年鑒的創新問題,且出現了專論創新的論文。

    在行動上,中國年鑒在新時期一開始,即注重“創新”。1980年,《中國百科年鑒》在研究世界各國年鑒尤其是各國百科年鑒的基礎上,提出了全書由“概況”、“百科”、“附錄”三部分的全書架構,部類、分目、條目三層次組成的全書框架,這些創造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982年,《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創辦《年鑒通訊》(內刊,于1986年《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無私地把該刊移交給年鑒研究中心,成為會刊),該刊一開始便刊登介紹國外年鑒和探討年鑒編纂理論的論文、文章,培養了中國年鑒重視理論研究的好風氣。1984年,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年鑒編纂經驗交流會。1985年,創立年鑒研究中心(1991年改名中國年鑒研究會)。1987年,年鑒研究中心、《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上海辭書學會聯合舉辦第一期年鑒編纂研討班(培訓班性質,以后研究中心委托《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舉辦多期培訓班)。1991年,中國年鑒研究會學術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創辦《年鑒工作與研究》(1995年改名《年鑒信息與研究》)刊物。1993年,舉辦全國首屆年鑒論文著作評比;年鑒研究會與北京圖書館在北京聯合舉辦“全國首屆年鑒展覽”。1994年,舉辦全國首屆年鑒質量評比。1996年,舉辦全國首屆年鑒校對質量評比(2002年改為編校質量評比)。1997年,第六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首次實施主題報告制度。1998年,中國年鑒研究會上海年鑒展示中心成立。1999年,首次提出中國成為世界年鑒大國,首次提出年鑒要有個性。2001年,中國年鑒研究會網絡中心成立;首屆中國年鑒工作(香港)研討會在香港舉行。2002年,中國年鑒網正式開通,成立中國年鑒數字化、網絡化工程研究規劃小組。2003年,與北京大學方正電子有限公司共建的“中國年鑒資源全文數據庫”正式啟動。2005年,首次提出年鑒編纂的兩大基本矛盾、四大基本屬性;首次提出辦鑒“三民”原則(為民辦鑒,記民喜憂,替民說話);正式提出中國年鑒的戰略目標“六化”(特色化、風格化、多樣化、系列化、數字化、集團化);首次提出構建年鑒學的學科體系的任務。 2006年,《上海文化年鑒》《上海年鑒》編輯部在上海圖書館舉辦“上海圖書館館藏民國及海內外珍稀年鑒展”,展出包括中國第一部年鑒、創辦于1864年的《海關中外貿易年刊》在內的中、英、日、俄等近500種年鑒。2008年,首次提出年鑒不能方志化、方志不能年鑒化;正式提出世界年鑒發展四階段說、中國年鑒發展三階段說。2009年,正式提出年鑒是一門實踐性學科,年鑒學學科建立的四條標準。2010年,《年鑒論壇》創刊;首次提出年鑒編輯是專業工作者,應取消年鑒編輯輪崗制度的建議。2011年,正式提出修改《地方志工作條例》中有關年鑒條文的建議;首次提出年鑒要傳播公共信息。2012年,首次提出年鑒編輯“年度感知力”等新概念;首次提出年鑒反映的重點是“基礎信息+大事要聞”。

    以上活動、措施、制度、理論、概念、標準、建議、組織等,我不敢說在世界年鑒史上都是創新(其中不少確是世界年鑒史上的創新),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近150年年鑒史上都是創新。實際上,這30多年中國年鑒界的創新遠不止這此,如“內視性信息”、“外視性信息”、“年鑒體”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年鑒編纂工作中的新創造,因為我沒有查清其最早提出的年份而沒有列進去。當然,以上僅是我個人所列,不一定都妥當,有可能檢的是芝麻,卻把西瓜丟了。其他人有新的列法,都是可以的。我列這些創新及其第一部分講的五大方面成績是為了說明兩點:①年鑒研究會領導在21世紀初提出以“創新”帶動其他工作的思路是對的,成果是豐碩的,不但在年鑒理論創新方面有一系列的成果,而且在推動年鑒事業發展的實際成果方面也是頗有成效的。②我國新時期年鑒的創新是有傳統的,不是始自研究會領導正式提出創新之時的2001年,而自新時期開始之初的1980年年鑒界的創新即已開始,1992年即開始發表文章探討年鑒創新的問題,研究會領導正式提出后,年鑒界的創新則更主動、更自覺,規模也更大。

    4.離不開中國年鑒界對規范的重視?!吨袊倏颇觇b》開始之時不但重視創新,同時十分講究規范:制定了“概況”、“百科”、“附錄”的三大部分的構架,對概況的寫法、條目的寫法、附錄的內容都有明確要求,并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全書有參見,通過參見刪去了不必要的重復,構建了全書的資料網絡系統;書后自1980年開始就編制了內容非常豐富的主題索引。新時期我國年鑒的起步以《中國百科年鑒》為代表,起點是相當高的。他們在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套規范對提高中國年鑒的質量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其規范至今仍有價值。從1983年便開始籌備次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年鑒編纂經驗交流會,會上由《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等10家年鑒單位介紹編纂經驗;1985年在合肥舉行全國第二次年鑒編纂經驗交流會;1986年,先后舉行全國地方年鑒、衛生系統年鑒、統計系統年鑒的編纂經驗交流會,這些會交流經驗的主要內容是編纂規范。1987年,除《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等單位舉辦第一期年鑒編纂研討班(實為培訓班)外,中央級年鑒等舉辦了年鑒編纂交流會;以后,于1988、1989、1990、1991年《中國百科年鑒》共承辦5期培訓班,被中國年鑒界譽為“黃浦(軍校)五期”,主要內容是講求欄目的規范、條目撰寫的規范、附錄的規范、文字的規范、版式的規范等。1992年,年鑒研究會委托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系(今信息管理系)在北京舉辦第一、第二期全國年鑒編輯研修班,1993年及以后又舉辦多期,很大一部分內容講的是規范。全國學術年會、中央級年鑒研討會、地方年鑒研討會、城市年鑒研討會、地州縣市年鑒研討會、鐵路年鑒研討會、冶金系統年鑒研討會,華東片、西南片、華北片、三北片(東北、華北、西北)年鑒和安徽、云南、遼寧、河北、山東、江蘇、黑龍江等省年鑒都分別召開經驗交流會或研討會,截至2001年換屆之前僅華東片年鑒研討會8次,江蘇省年鑒研討會8次,三北片年鑒研討會5次。這一系列研討會,無不探討和交流規范問題。1994年出版李今山、范作義等著的《中國年鑒編纂規范化》一書。這一系列規范,為中國年鑒在21世紀的發展和創新打下了基礎。

    2001年換屆之后,年鑒研究會在提倡創新同時,不間斷地抓規范,在前20年抓規范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如學委會繼續抓校對質量檢查評比,并不失時機地把校對質量檢查評比提升為編校質量評比,即使遇到各種阻力,乃至不得不停止檢查評比兩年,但還是恢復了,并堅持至今,而且確對年鑒的規范化、提高年鑒的質量起了作用。年鑒研究會辦公室為年鑒規范化曾多次印發年鑒編輯手冊,其中影響大一點的有兩個本子,一是2005年由《年鑒信息與研究》雜志社編印的約80萬字的《年鑒實用資料》,其“編輯說明”講:“中國版協年鑒研究會委托《年鑒信息與研究》雜志社編輯出版這本《年鑒實用資料》”;“本書內容豐富、完備,可作為編輯人員培訓用資料,也可作為廣大年鑒撰稿人了解和掌握年鑒撰稿基本規范的學習資料”。一是2008年線裝書局出版的、由許家康擔任編委會主任的《年鑒編輯年冊》。在研究會舉辦的各種各次研討會、培訓班上,講規范都是重要主題,如2001年以后學委會在北戴河等地開辦至今已辦13次的研討會(帶培訓班性質),我與會作了11次報告,講得最多的是規范問題,包括第二、第三屆研討班上講《編校質量和年鑒創新》,第五屆研討班講《重論年鑒體》,第六、第七屆研討班上講《從年鑒評獎看年鑒創新和編校質量》,在第八屆研討班上主講《再次呼吁重視年鑒編校質量》,在第九、第十屆研討班上講《中國年鑒的現狀及當前急迫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已明確提出年鑒條目要用“辭書體”撰寫,具體有12條要求,后又把它稱之“年鑒體”;明確提出年鑒撰稿不能用新聞體、論文體、科普體、報告體,去除文秘化傾向等一系列規范性要求。我到各個中央級年鑒、中央企業年鑒、各省市年鑒講課,講得最多的還是規范,如《怎么撰寫年鑒論文》《年鑒的性質和特點》《年鑒大綱的設計原則和方法》《提高年鑒條目質量是年鑒創新的當務之急》《年鑒撰稿十忌、十要》《年鑒和方志要著力編制好主題索引》《年鑒和方志要善于運用參見系統》《論年鑒體》等。從第6至第13屆全國學術年會,我所主講的8個主題報告中沒有一個與規范化內容不相關的。綜合我以上一系列的報告和講座,先后對年鑒大綱的規范化要求,年鑒框架條目的規范化要求,條目內容的規范性要求,條目標題的規范性要求,條目文體、文風的規范性要求,年鑒編校工作的規范性要求,年鑒索引的規范性要求,年鑒參見系統的規范性要求,提出較為系統的論述。在我的思想中,歷來認為沒有規范化,就不會有現代化;一直強調做任何事要有一個規距,逐步形成一套規范,講究效率;不間斷地重申年鑒不規范,便不可能成為一部好的工具書。

    這里我順便說一下索引問題,在年鑒界要不要做索引問題從理論上講已解決,但在方志界還沒有解決。我在1992年于鄭州召開的全國地方志年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已講到方志要做索引,要引入參見系統,但響應者寥寥。20年過去了,基本面貌沒有變,很是遺憾。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與中國地方志辦公室負責人田嘉、李富強一起吃飯時,聊起方志理論研究應很好地研究如何跟上時代、現代化的問題。索引是方志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歷史上的方志篇幅小,主要供官員、人們閱讀?,F代方志,如第一輪的省志動輒就是數千萬字,市志、縣志數百萬字乃至一二千萬字,誰有能力通讀,那么大的篇幅只能供人們查閱。然而,沒有索引(主題索引)怎么查檢?沒有索引的方志只能是一堆垃圾、一堆廢品。今天,深圳市委領導在場,廣東省和深圳市地方志辦公室的領導也在場,能不能從我們第二輪的《深圳市志》《廣東省志》開始做索引,以后再補做第一輪《深圳市志》《廣東省志》的索引,在全國帶一個好頭。

    總之,中國年鑒30多年的奇跡般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年鑒界對創新的重視,同樣離不開中國年鑒界對規范的重視。創新和規范對中國年鑒事業而言,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三)

    下面講一下我對創新與規范關系的認識。

    我同意賈大清等見解:創新與規范是“事關年鑒發展的永恒的兩大主題”,而且這兩大主題緊密相連,密不可分。我贊同胡新力所論述的,規范與創新“是互動的。不能講創新就不要規范,全盤否定規范化;也不可講規范而限制創新,把創新視為不規范行為”;“一些同志在談到年鑒創新時,提出要創新還是要規范,把規范與創新對立起來,似乎強調創新就會導致不規范。其實,這是對年鑒創新的曲解。也有的同志談創新時,認為講規范就阻礙了創新,這同樣是一種曲解。我也認同陽曉儒2005年說的幾句話:“規范與創新是互為補充、互為促進的關系。在年鑒編纂工作中,既要強調規范,又要不斷地創新。只有這樣,年鑒事業才能興旺發達,繁榮昌盛” 。

    我不同意“先規范”、“后創新”的主張,也不認同“要在規范化基礎”才能創新的主張、。這兩種主張都有片面性,它們把互補互進、密不可分的規范和創新人為地割裂開了,怎么可以規定先搞規范,有了規范化基礎才能創新,那么搞規范中要不要創新,搞創新中要不要規范,怎么可能在規范中不要創新,在創新中不要規范呢?1980年《中國百科年鑒》搞了一套規范,其中不少是創新;以后年鑒研究中心做了不少規范性工作,其中有創新。2001年以后,在創新中做了大量的規范工作。因此,這兩種主張不符合中國年鑒這30多年發展的實際情況。當然,作為工作階段的劃分,先偏重規范,后偏重創新,我是同意的。事實上,中國新時期30多年的年鑒發展史,我認為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一是2000年及以前,偏重于規范的階段;二是2001年以后,偏重于創新的階段。

    我不認同有人說的,“20012009年,中國年鑒界將近10年的改革、創新熱潮,可以說是對前20年規范化的顛覆,年鑒的規范被棄之一邊……”。我在第一、第二部分所講的實際情況證明:2001年以后年鑒創新并沒有把前20年的規范“棄之一邊”,“對前20年規范化”沒有顛覆,而是在前20年規范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我也不贊成說:“孫關龍在第七次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指出,對于年鑒規范化研究的20年作了總結,認為它們鑄造了中國年鑒事業的第一次輝煌。但是,到21世紀初,規范化被視為年鑒改革、創新的‘絆腳石’,認為搞年鑒規范化就是‘千鑒一面’”。事實上,前20年的輝煌確實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規范化的研究,而這些規范化研究中不少是創新的成果。21世紀的這10多年的成果不少是得益于創新,同樣其中也有不少是規范化方面的成果,繼承發展了前20年規范的成果。下面我著重講三點認識:

    1.創新與規范的關系。首先,我認為要搞清創新與規范的關系,先要在理論上弄清楚一點:創新與規范不是一對固有的矛盾,與創新組成為一對矛盾的是守舊或保守,不是規范;與規范組成為一對矛盾的是隨意或無序,不是創新。一些同仁,在理論上沒有弄清這一點,誤認為創新與規范是一對矛盾,而且認為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講規范就不能說創新,搞創新則必然要顛覆規范。他們也不充分了解新時期中國年鑒的發展史,以為前20多年是中國年鑒的規范化時期,那段時期沒有創新;后10多年是中國年鑒的創新時期,這是不講規范、視規范為“絆腳石”的10多年。這種錯誤認識支配了我們一些同仁很多年,至少是從2005年至今。所以我在這個報告中先從新時期年鑒30多年歷史講起,30多年的創新和30多年規范的史實說起,然后再從理論上講它們不是一對固有的矛盾。事實上,不限于年鑒事業,任何事業把創新與規范對立起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

    第二,我在本報告第二部分的第三、第四點中已闡明;前20年或20多年中國年鑒事業的第一次輝煌,不但有規范的功勞,也不能抹殺創新的作用。當然,應該肯定就規范與創新兩者相比,前20年主調是規范。后10多年的成果與前20年同樣輝煌,其中后10多年的一些成果超過了前20年,這我在本報告的第一部分已有交代。這10多年的輝煌,亦是既得益于創新,也得益于許多規范在前20年基礎上向前發展了一步,當然這10多年的主調是創新。

    2.研究會于新世紀初提出以創新推動工作的思路對不對。2001年,年鑒研究會領導提出把創新作為他們任內一個時期的工作主線,這個思路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

    ① 客觀形勢要求年鑒研究會這樣做。2000年以后,全國提倡創新,以創新為動力推動各條戰線、各個方面的工作。稍后,又提出要創建“創新型國家”。中國年鑒事業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置于這個形勢之外的。

    ② 年鑒自身的發展也要求年鑒研究會這樣做。前20年我國年鑒有不少創新,但主要是學習國外的年鑒,并規范我國的年鑒。1999年,我們充分肯定了這20年的成績,譽為“中國年鑒發展史上第一次輝煌”;同時指出:“目前,中國年鑒界存在最普遍的問題是缺乏個性化、特色化、風格化”,如地方年鑒的框架欄目“雷同現象十分普遍……結果是城市年鑒與省域年鑒的框架欄目大同小異,位于西北高原不發達地區的省域年鑒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省域年鑒在框架欄目上是一個模式,歷史文化名城年鑒在框架欄目上沒有歷史文化名城的個性和特色,礦業城市年鑒在框架欄目上沒有礦業城市的特色和風格,港口城市年鑒在框架欄目上沒有港口城市的個性和風采”;“精神產品的生產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力戒模式化,它不可能大批量生產,也不應該機械化操作,更不能克隆。借用一句有名的格言,‘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那么,我們的年鑒愈是個性化,才愈是大眾的;愈是特色化,才愈有普遍性;愈是風格化,才愈有生命力”。我在那一次會上還說:“過去20年鑄造的中國年鑒事業第一次輝煌,主要是實踐的結果,主要表現為數量型的增長。在21世紀要創造第二次輝煌,則必然是年鑒理論和實踐共同發展的結果,主要表現為質量效益的提高,走個性化、特色化、風格化道路。這樣,才能創造出尚老在給大會賀詞中強調的具有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年鑒之路”。老會長尚丁在給當年第七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的賀信中,給我們提出一個遠大的奮斗目標,要“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在探索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有時代特征的中國年鑒之路”。

    大家可以把那時的年鑒翻一下,那時大家學《中國百科年鑒》,地方年鑒的百科內容欄目的編排大多與該年鑒的大同小異?!侗本┠觇b》缺乏京味,《山東年鑒》缺乏魯味,《四川年鑒》缺乏川味,《安徽年鑒》缺乏皖味,《廣西年鑒》缺乏桂味……這在1999年及其以前的起步階段、數量增長型為主的階段是可以理解的。但2001年以后,在以質量提高型為主的階段則是行不通的。鑒于缺乏個性、缺乏特色的現狀,又要走具有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年鑒之路,在新世紀初年鑒研究會提出以創新帶動其他工作的思路,是適時的、正確的,我是雙手贊成的。這里我要重申一下過去講的觀點,《中國百科年鑒》的“百科”與各地方綜合年鑒的“百科”是很不一樣的。前者是通識性“百科”,后者是地方性“百科”,兩者在內容上、順序上、重點上及其體系都是很不一樣的。地方志與年鑒是兩種文化載體,一些方志辦同志在編纂年鑒工作中,思想轉軌比較好,在年鑒編纂中、年鑒創新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一些方志辦的同志思想沒有轉軌,他們用地方志的那一套編年鑒,把年鑒編成地方志的編年卷。針對上述兩種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我曾提出地方性年鑒的框架欄目設置要突破“百科模式”、“地方志模式”;曾重申年鑒要走個性化道路,提出即使同是地方綜合年鑒其框架欄目的設置亦應突出地方特色,避免雷同。有的同仁提出,說這些年的創新“顛覆”了前20年的規范,我反復思量、檢查,要說“顛覆”,也就“顛覆”了這兩個模式。這個“顛覆”對不對?大家可以評價,歷史也會有評價,實際上這10多年實踐已經作出了評價。我個人認為如果說這兩個突破是“顛覆”,則這個“顛覆”,既有理論依據,又有實踐證明對年鑒個性化、特色化發展是有益的。為此,對這個“顛覆”我至今不悔。

    在這里為了年鑒事業的發展,我還要重申過去講過與上述突破相關的一個觀點,現在還有一些書、一些論文按年鑒的內容分類,把年鑒分為綜合性年鑒、專業性年鑒兩類,或分為綜合性年鑒、專業性年鑒和專題性年鑒三類,我一直認為這樣的分類是欠妥的,是值得商榷的。這樣的分類淹沒了地方性年鑒最大特性——地方性。它把地方性綜合年鑒歸入綜合類年鑒,與《中國百科年鑒》歸為一類,從而造成地方綜合年鑒的“百科”搬用《中國百科年鑒》“百科”的現象,抹殺了地方性綜合年鑒的地方性特點。地方性綜合年鑒的最大特性是地方性,其次才是綜合性,它的綜合性是從屬于地方性的,是地方性的綜合,不是通識性的綜合。上述一些書和論文把地方性專業年鑒歸入專業類年鑒,抹殺地方性專業年鑒最大的特性地方性,其專業性是從屬地方性的,為地方性的專業特色,不是專業類年鑒的普識性專業特色(如學科性年鑒《哲學年鑒》、行業性年鑒《金融年鑒》、專題性年鑒《長城年鑒》)。因此,應把地方性綜合年鑒與地方性專業年鑒合并為地方類年鑒,作為一個大類,與綜合類年鑒、專業類年鑒并列。這樣,從內容上分類應該把年鑒分為三大系列:綜合性年鑒、地方性年鑒、專業性年鑒(專題性年鑒是專業性年鑒中的一個子系列,兩者不能并列)。

    ③ 符合事物(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個事物或一項事業的發展一般規律是:初始階段都偏重于學習、模仿、規范,當然不排斥其中有所創新。然后進入要有更大發展、更高的目標的階段,則必須不再局囿于模仿和已有的規范,而要走偏重于創新的路。即一方面要繼承,另一方面要創新。不繼承,很難有更大的發展,也很難創新;不創新,只是機械的繼承,低級形式的繼承,不是真正的繼承。前20年年鑒事業的帶頭人尚丁他們是不希望我們在2001年以后機械地繼承他們的規范的(包括規章、制度等),而是希望我們搞發展式的繼承、創新式的繼承。按尚丁賀詞中的話,是希望我們實施從“實際出發”的繼承,是希望我們實施“解放思想”的繼承,以走出一條他們所希望的具有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年鑒之路。

    以上從中國年鑒在21世紀初所面臨的外部客觀大形勢看,從中國年鑒在21世紀初謀求大發展、走中國年鑒之路的自身需要看,從事物、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上看,21世紀初年鑒研究會提出要以創新帶動其他工作的思路,都是適宜的、可行的。

    3.10多年創新有沒有值得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一貫主張大方向是正確的,不等于一切都對,不能容不得別人批評,即使批評有過火之處,有不很洽當之處??桌戏蜃釉?/span>2000多年前,教給了我們一個做好工作、完善自己的一個秘方——“反省”。反省這10多年創新,我認為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不足,值得吸取教訓。

    ① 就我的工作、學委會的工作而言,至少有以下不足:

    a 在倡導創新同時,規范注意不夠。雖然我在一年一次的培訓班上講課和到中央各部門年鑒、各地年鑒講課講的多是規范問題,但是我在一系列主題報告中沒有一個專題專講規范問題。這是我工作中的一個失誤。

    b 創新抓得不實。我和學委會都限于精力和時間(都不脫產),滿足于面上的工作,許多年鑒的創新“亮點”沒有發現或沒有很好地推廣。也缺乏分類分層的指導工作,如沒有舉辦年鑒新編輯培訓班、校對培訓班、審讀培訓班等分類的培訓班。

    另外,我有一個允諾沒有兌現,應該檢討。2008年在杭州召開的第十一屆中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中,我夸下??冢河晌摇柏撠煹摹赌觇b學概論》(書名是否加“學”字再議)一書,計劃此次學術年會后啟動。擬與年鑒界一批專家和同仁,進行‘科研攻關和協作’完成。計劃安排是,第一年出編寫提綱(前半年至少拿出四份提綱初稿,后半年開會討論,幾上幾下,拿出編寫提綱初定稿),第二年寫出初稿,第三年完成修改稿,爭取第四年出書”。實際上,第一年的前半年一份提綱初稿都沒有收到,過了大半年才收到一份距離相當大的提綱初稿。這本書我沒有主持完成,是我欠中國年鑒界的債,遺憾的是這個“債”我可能永遠還不了了。這么多年了,我的工作、學委會的工作有什么缺點和問題,希望大家無保留地進行批評。

    ② 再一點值得反思的是正如有的同仁撰文所指出的,現“口頭上的創新”,“標簽化的創新”不少。如發言不管內容如何,都掛上“創新”兩字;寫文章不管有沒有新意,也都寫上“創新”兩字。這種文風在中國大陸文化界成了一種頑疾。我們年鑒人應堅決擯棄這種不良的文風,講究實事求是,堅決擯去形式上的創新、標簽化的創新、口頭上的創新,說實在話,做實在事,撰寫實實在在的文章,進行實實在在的創新。

    ③ 更需要反思的是這10多年我們的年鑒在質量效益提高型的路上行進的步伐不大,步子不穩。正如有的同仁撰文所批評的:“有不少年鑒無章可循,體例不統一,語言不規范,是資料的大雜燴;有的編纂(得)極其簡單,內容單薄,索然無味;有的編纂(得)非常繁瑣,內容龐雜,味同嚼蠟;有的不倫不類,名實是非,根本不像年鑒”。更可怕的有些質量一二十年都較好的,正在精品年鑒路上行進的年鑒,近三四年內容質量和編校質量明顯地下滑。這是應該引起我們警覺的。怎么能夠不進步,而明顯地退步呢?這對不起我們的前輩,對不起我們的時代,也對不起編輯自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年鑒編輯隊伍的問題。我在20105月第十二屆學術年會(濟南)專門強調了這個問題:當前“年鑒編輯隊伍亟需加強建設”,指出年鑒編輯隊伍現存在三多三少現象:“新同志多了,老同志少了”,“高學歷的人員多了,基本功好的編輯少了”,“待遇好了,收入多了,創新勁頭少了”。提出年鑒編輯“是專業工作者,不是行政管理工作者和黨務工作者,黨政人員的輪崗制度對年鑒編輯是不適用的”?!拜啀徶贫炔焕谀觇b隊伍的穩定和發展,不利于年鑒人才的培養和成長,不利于年鑒質量的提高,應該考慮取消。敬請有關部門能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地方志系統的年鑒專業工作者,每隔二三年或三四年要輪崗一次,又要下去掛職,一掛就是若干年,業務上又不評職稱了。這一套行政管理方法極大地挫傷了年鑒專業工作人員對年鑒編纂的鉆研精神,對年鑒工作的獻身精神。我在濟南會議的呼吁,過去2年半了,這種行政化的管理方式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年鑒的前途令人憂慮。

    年鑒編輯人員的素質“直接關系年鑒產品質量的優劣”,“是確保年鑒質量的關鍵”。當好年鑒編輯是很不容易的,“年鑒的編纂是一門學問,一個優秀的年鑒編輯沒有多年乃至一二十年的學習和實踐是培養不出來的”。對年鑒編輯的行政化管理已明顯地影響中國年鑒事業的發展,亦已明顯地影響了年鑒編輯的成長。因此,我在這里再次呼吁相關部門及其負責人,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能為中國年鑒事業著想,能為年鑒編輯著想,讓他們能安心年鑒編纂、獻身年鑒工作,取消輪崗制,取消掛職制,恢復專業職稱的評定工作,為他們鉆研年鑒編纂工作,成為優秀年鑒編輯乃至成為年鑒編纂家、年鑒研究家創造各種條件。

    (四)

    新時期的中國年鑒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這是足以可以用“輝煌”兩字來表達的30多年。它是中國100多年年鑒史上的奇跡,世界500多年年鑒史上的奇跡,中國數千年文化史上的奇跡。然而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年鑒大國之一,但還不是年鑒強國,而且距離年鑒強國的路程還相當地遠;我國現出版有3000多種年鑒,但至今還沒有一部大家公認的名鑒,而且距離名鑒的歷程亦是相當地漫長;我國年鑒理論研究已在世界上至少已領先10多年,但距離年鑒學及其體系的建成亦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2008年第十一屆學術年會上我就講了,構成年鑒學及其體系的4項標準及其難度。其他的一些學科,理科的數、理、化、天、地、生,文科的文、史、哲、社、經(濟學)、法,乃至編輯學等,在中國都是先引進、模仿,然后創新構建成為一個學科及其體系的,可是年鑒學在國外很少研究,也不見這方面的理論著作與論文,所以中國要構建年鑒學及其體系完全是原始性創新,難度也更大);當今我國出版的年鑒量居世界前列,年鑒理論研究也最為蓬勃,但我國年鑒的出版理念和編纂水平距國外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國年鑒這30多年經歷了奇跡般的發展,但是還遠遠沒有走出具有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年鑒之路,還遠遠沒有走上中國年鑒持續發展之路。目前,我國的年鑒編纂及其理論研究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我們中國年鑒人應該為30多年輝煌成果自豪,但是切忌自滿、驕傲。

    第一,當務之急最根本的問題是要穩定我國年鑒隊伍。中國能不能成為年鑒強國,能不能涌現出一批名鑒,能不能構建出中國特色的年鑒學及其體系,能不能走上中國年鑒的持續發展之道,關鍵在人,關鍵在我們的年鑒隊伍。怎么加強我們年鑒隊伍的建設?首先要穩定,不穩定一事無成,名鑒、年鑒強國、年鑒學、持續發展等一切目標都是空想,都是幻想。原來我們體制內的一大優勢——人員相當穩定,現人為地變成了劣勢,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第二,我們中國年鑒人要加強自身建設。我們這一輩年鑒人要繼承發揚老一輩年鑒人自強不息的精神,積極學習,努力鉆研,把年鑒工作視為一項事業,而不是視為一項過渡性工作、升官發財的梯子;要自找苦吃,自得其樂,善于學習,善于鉆研,勇當中國年鑒編纂家、年鑒研究家,乃至世界年鑒編纂家、年鑒研究家。當前,物欲橫行,學術浮躁,享樂主義,金錢拜物教泛濫,可貴的是要一顆平常心,可貴的是要耐得住寂莫,可貴的是能自律,這樣便能笑到最后。我們中國年鑒人一定要做“鑒”人,做光明磊落之人,做君子,不做小人,不要有獻媚之氣,哪怕是半點獻媚之氣都不能有?,F在,有的年鑒把本單位領導的照片,大大地放大置于開卷之首,有的甚至放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人的照片之前,一翻看年鑒首先看到就是一股獻媚之氣,這哪是年鑒?有的年鑒正文的每一欄目下,最先見到的不是實質內容,而是廳長、局長、廳黨組成員、局黨組成員、廳紀監組成員、局紀監組成員、廳和局機關黨委成員等一大串名單,為了突出領導的名單空白還留得非常之大,一個單位名單有的占一大整頁乃至二大整頁。有的年鑒在編輯說明中,肉麻地說在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領導下……”?,F在對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都不加“英明”兩字,《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條目也一律不加“英明”兩字,可在我們的年鑒中卻出現了市委、市政府“英明領導”的字樣,這種肉麻的吹捧發生在年鑒界,是很不光彩的事……這些年鑒都變了味,這些做法都不符合我們年鑒人編“鑒”的使命,編鑒人首先要做“鑒”人,才能不辱使命。胡喬木講過,資料書不要登載領導人照片、題字。我也多次說中共中央辦公廳有規定:凡登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照片、題字,都要上報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而且,規定是一事一報,即新華社、《人民日報》用過的照片和題字,仍然需要報批。我們年鑒上登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照片、題字大多沒有按這個規定辦,我們一定要時刻而止。

    第三,要繼續加強規范的建設,應在現有規范的基礎上加強規范建設的力度。我很同意一些同仁建議的,一些規范可以搞成文件性質的規范,而不是某個人的講話。無論是名鑒的涌現,年鑒學的構建,年鑒強國和持續發展之路的建設,都離不開相應的規范。它是中國年鑒發展的重要動力,任何時候不可輕視。當然,我們研究會是個群眾性組織,搞的規范化文件不具有法規、規章的效力,但總比沒有好,對中國年鑒事業也總是有益的。

    第四,要繼續加強創新力度。創新是中國年鑒發展的重要動力,要鑄造名鑒,構建年鑒學及其體系,建設年鑒強國,走上持續發展之路,都需要創新,不間斷地創新。要搞實實在在的創新,不要口號式的創新、標簽式的創新。因此,一定要解放思想。包括現在強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是一個富有戰略意義的步驟,是否我們中國年鑒界也要考慮走向世界,我國不少文化走向世界還存在一個話語權的問題,中國年鑒如走向世界,許多話語權是在我們手中。乃至能不能聯合若干國家的年鑒同仁經過一段時間醞釀、籌備,成立一個世界年鑒聯誼會或世界年鑒研究會??傊?,我們既要踏踏實實地工作,又要解放思想,勇于創新。

    21世紀年鑒的輝煌至今只是開始,后續的輝煌需要我們在座的年鑒同仁和不在座的、正在從事年鑒工作的同仁續寫。21世紀是質量世紀,是中國文化大繁榮的世紀,它要求我們年鑒堅決走質量效益提高型之路。21世紀中國年鑒的輝煌,不僅是數量的輝煌,更是質量的輝煌。我預祝今后的中國年鑒事業更為輝煌,預祝在座和不在座的中國年鑒人中及早地涌現出一批年鑒編纂家、年鑒研究家乃至年鑒大家。

    以上報告有不妥之處,懇盼批評指教。


    參考文獻:

    ①③⑦ 孫關龍:《鑄造中國年鑒事業的第二次輝煌——在第七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載《年鑒信息與研究》1999年增刊。

    ②⑤ 孫關龍:《年鑒與地方志的比較研究》,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8年第6期。

    ④ 孫關龍:《21世紀中國不能沒有縣》,載《光明日報》19981022日。

    ⑥ 孫關龍主編:《年鑒論壇》(第一輯),“編后語”,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

    ⑧ 孫關龍《編校質量和年鑒創新——在第二、第三屆全國年鑒高級研討班暨編校質量專題培訓班上報告》,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3年第1期。

    ⑨ 孫關龍主編:《年鑒論壇》(第3輯),“年鑒欄目推薦”,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2。

    ⑩ 孫關龍:《中國年鑒的現狀及當前急迫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載《年鑒論壇》(第一輯),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

    中國版協年鑒工作委員會:《關于公布第五屆全國年鑒編校質量檢查評比結果的通知》,中版協鑒通字\[2011\]007號。

    中國版協年鑒工作委員會:《關于公布第六屆全國年鑒編校質量檢查評比獲獎名單的通知》,中版協鑒字\[2012\]010號。

    孫關龍:《年鑒創新的又一次檢閱——第四屆全國年鑒編纂出版質量評比工作評析》,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10年第13期。

    劉菊蘭:《中國年鑒事業發展大事記(19792010)》,載《年鑒論壇》(第二、第三輯),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中國稅務出版社,2011、2012。

    孫關龍:《創新,21世紀中國年鑒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1年第3期。

    國務院:《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國發(200544號文件。

    許家康:《改革創新,繼往開來》,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1年第2期。

    許家康:《出版改革與年鑒創新》,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6年第2期。

    陽曉儒:《規范與創新:年鑒事業發展的永恒主題》,載《年鑒論壇》(第一輯),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

    葉寶根:《創新是年鑒發展的生命與動力》,載《年鑒信息與研究》1999年增刊。

    孫關龍:《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我國年鑒的創新事業——第十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6年第4期。

    許家康:《研究會是會員的共同事業》,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5年第6期。

    孫關龍《鑄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年鑒及其年鑒學——在第十一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9年第56期。

    孫關龍:《方志不能年鑒化,年鑒不能方志化》,載《年鑒論壇》(第二輯),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

    莫秀吉:《論地方綜合年鑒的公共信息傳播功能》,載《年鑒論壇》(第二輯),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

    曲宗生:《談談年鑒編輯的“年度感知力”》,載《年鑒論壇》(第三輯),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2。

    許家康:《論年鑒的記述重點》,載《年鑒通訊》2012年第二期(總第66期)。

    年鑒信息與研究編輯部編:《年鑒實用資料》(內部資料),2005。

    易行主編:《年鑒編輯手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賈大清:《創新與規范是城市年鑒發展的永恒命題》,載《年鑒論壇》(第三輯),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12。

    胡新力:《也談年鑒規范與創新》,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2年第4期。

    陽曉儒:《對“規范”與“創新”關系的思考》,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5年第6期。

    唐劍平:《關于年鑒創新與規范的思考》,載《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12期。

    尚?。骸顿R信》,載《年鑒信息與研究》1999年增刊。

    孫關龍:《思想理論創新是年鑒創新的關鍵——在第八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上的主題報告》,載《年鑒信息與研究》2001年增刊。

    武星斗:《試論年鑒定義的表述》,載《年鑒論壇》(第一輯),2010。

    (Top) 返回頁面頂端
    人妻奶水系列,00 后粉嫩午夜福利视频,国产日韩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在线
  • <menu id="wogq4"><tt id="wogq4"></tt></menu>
    <xmp id="wogq4">
    <menu id="wogq4"><menu id="wogq4"></menu></menu>
    <menu id="wogq4"></menu><menu id="wogq4"><menu id="wogq4"></menu></menu>